我单位郑永晓研究员纂辑《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于2011年9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前贤时彦相关黄庭坚作品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历代黄氏文集、碑刻、书法、方志、笔记、诗话、谱录、类书、杂著等资料，对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作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包括辑录、校勘、编年等，并对有关黄庭坚存疑作品、历代序跋、历代书目著录情况等进行了详细梳理。全书分上中下3册，180万字。兹将该书前言、后记迻录于此，以飨读者。

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前言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历任汝州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知吉州太和县。哲宗时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集贤校理；绍圣初被劾修《实录》诬枉，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初移戎州。徽宗即位后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因早年与赵挺之有隙，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采摘其《承天院塔记》中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卒于贬所。德祐元年(1275)谥为文节。

黄庭坚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的词和散文创作在宋代有一定地位，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而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早在元祐年间的诗坛上，黄庭坚即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由于其学识渊博，写作态度严谨，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树一帜，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在当时及后世声誉卓著。又喜奖掖后学，门人弟子众多，其后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即奉他为江西诗派宗主。其在宋代诗史上的地位，俨然无出其右者。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及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之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不易之论也。”[①]毫不夸张地说，由于黄庭坚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宋诗的各种典型特色，故就某种意义而言，黄庭坚是宋诗的集大成者。清代翁方纲云：“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倶从此导引而出。”[②]可谓一语中的。由此观之，则黄庭坚与以他为宗的江西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

由于年少早慧、过早丧父等原因，黄庭坚秉性兀傲，清高自负，自然对自己的诗歌作品也珍爱有加，在他三十馀岁时即着手编订自己的诗集。元丰三年，三十六岁的黄庭坚赴江西太和县任职，路过高邮时往访秦观，出示其手编之集，秦少游大为叹服，稍后秦观有《与黄鲁直简》云：“每览《焦尾》《弊帚》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驾，良有以也。”[③]秦观还有《与李德叟简》云：“《弊帚》《焦尾》两编，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汉之风，所谓珠玉在旁，觉人形秽，信此言也。”[④]稍后，又有《与参寥大师简》云：“黄鲁直近从此赴太和令，来相访。为留两日。得渠新诗一编，高古妙绝，吾属未有其比。仆顷不自揆，妄欲与之后先而驱，今乃知不及远甚。其为人亦仿此，盖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黄诗未有力尽飜去，且录数篇；尝一脔足知一鼎味，一也。”[⑤]秦观数次提到的《焦尾》《弊帚》二编，当即黄庭坚早年诗歌结集。据《避暑录话》卷上载：“黄元明云∶‘鲁直旧有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弊帚集》。’”[⑥]

黄庭坚第二次自编诗集则是在元祐年间。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炎元祐戊辰、辛未岁两试礼部，皆寓舅氏鲁直廨中。鲁直出诗一编，曰《退听堂录》，云：‘余作诗至多，不足传，所可传者，仅百馀篇而已。’……初，鲁直为叶县尉、北京教授、知太和县、监德平镇，诗文已无虑千数。《退听》所录，太和止数篇，德平十得四五，入馆之后不合者盖鲜。”[⑦]“退听”一名的由来，《王直方诗话》亦有记载，云：“有学者问文潜模范，曰：‘看《退听稿》。’盖山谷在馆中时，自号所居曰退听堂。”[⑧]黄庭坚在元祐四年《书赠俞清老》一文中说：“子瞻屡哦此诗，以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归自门下省，书自酺池寺南退听堂下。”[⑨]可证退听堂确为黄在馆中任职期间的居所。任渊注黄庭坚诗，于《目录·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下云：“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寓笔砚于此。《赠俞清老诗跋》曰：‘书于酺池寺南退听堂下。’然此堂名其后随所在揭之。”[⑩]所谓“此堂名其后随所在揭之”是指黄庭坚还曾经在其他地方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退听堂”，比如其后在贬谪黔戎期间在部分文章中即署为“退听堂”作。据现有史料，黄庭坚这部《退听稿》当时仅在朋友中流传，没有最后定稿，更未能印刷面世。元祐九年，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新党上台执政，旧党人士面临贬官流放的命运。黄庭坚被责令在开封附近的陈留待命，以备随时听候审查。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迫害和对文字狱的担忧，黄庭坚对自己的《退听堂集》作了进一步修订。《耆旧续闻》卷三云：

黄鲁直少有诗名，未入馆时，在叶县、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诗已卓绝。后以史事待罪陈留，偶自编退听堂诗，初无意尽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鲁直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牴牾也。[11]

据文意，黄庭坚在编退听堂诗时，并非仅仅保留任职馆中期间居于退听堂时的作品，而应该还保留有部分在叶县、大名和太和任职时期的作品。当然，出于对文字狱的担忧，黄庭坚有可能删除了那些对新法表示不满的诗作。遗憾的是，限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不可能见到黄庭坚自编《退听堂集》的面貌了。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书籍的刊刻和文化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宋代流传下来的文献之多远非唐代可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像黄庭坚这样的大作家的作品都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事实上，黄庭坚文集的编纂和刻印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黄庭坚集也远非宋本原貌。

现存黄庭坚集一般而言包括三个系统，其一是包括《内集》《外集》和《别集》的三集合编本，这一系统中还包括黄庭坚的词、黄㽦所作《年谱》等。其二是《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本，属于南宋坊刻本。第三是诗注系统，包括任渊《内集诗注》、史容《外集诗注》和史季温《别集诗注》。此外，另有《山谷刀笔》《豫章黄先生遗文》《山谷题跋》《乙酉家乘》等单行本。

将诗文作品分为内、外集的想法出自黄庭坚本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冬，黄庭坚于沙市舟中题王云所编诗文，首次提出将自作诗文分成内、外篇之意。其《题王子飞所编文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冬，观此书于沙市舟中。鄙文不足传世，既多传者，因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杂草，搜狝去半，而别为二篇，乃能终此意云。”[12]推测黄庭坚文意，当是王云编有黄庭坚文集，请作家本人审阅，故有此言。为黄庭坚收集作品并编辑文集的当然不止王云一人，据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卷一载，“㽦尝闻先人言，先祖尚书少蒙先生友爱，盖尝编类诗文，今《家问》中先生晚年答书有云：‘诗文久欲令写寄，亦为念九、三七书字多误，故未能就，后有可委之信或寄草本来，彼可自抄也。’此帖尚有墨迹可考，独恨所编为徐俯师川久假不归，遂无别本可据。” 黄㽦所言“先祖尚书”是指黄庭坚叔父黄廉幼子黄叔敖，是黄庭坚家族中人也有收集编纂黄氏文集者。黄庭坚在有关文章和书信中也经常谈及其文集的编纂事宜，如：

鄙文编己领略，一篇不踳駮，还多二十年前文字也。[13]

鄙文一编。所得何其多邪?其中亦多少时文字，气嫩语艰，不足存者。此所无者，谩抄下以与门生儿侄辈；彼所无者，亦有三分之一，匆匆未果录去，他日可寄也。但有乐府长短句数篇，谩往。[14]

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在往萍乡探访其长兄黄大临途中，路过通城(今湖北通城县)，顺访黄龙山，谒方外之友灵源惟清，为惟清删改《南昌集》，《南昌集》当是惟清所编黄庭坚的早期诗作集。灵源惟清，系祖心法嗣，元祐末黄庭坚丁母忧期间与师徒二人交往甚密。任渊《山谷诗注目录年谱·崇宁元年》云：“通城属鄂州，黄龙山在洪州。李彤季敌《书豫章集后》云：‘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为清禅师遍阅《南昌集》，自有去取。’即此时也。”但是由于喜爱并编订黄庭坚诗文集者非止一人，黄庭坚也不可能对每一部都亲自校正，这就难免造成鱼龙混杂、真伪并存的现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云：“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诗文最多，其间不无真伪。其后洪玉父别编《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诗文虽少，皆择其精深者，最为善本也。”[15]可见黄庭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羼入他人作品，这就给其诗文集的最后编订带来一定的困难。

黄庭坚生前尽管有如此众多文集流传于世，但由于元祐党禁等原因，并没有一部流传下来。而其身后作品的最后结集则在建炎二年(1128)始克完成。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对于这次黄氏文集的编纂过程有详细之描述：

炎元祐戊辰、辛未岁两试礼部，皆寓舅氏鲁直廨中。鲁直出诗一编，曰《退听堂录》，云：“余作诗至多，不足传；所可传者，仅百余篇而已。”鲁直时为校书郎，稍选佐著作，修《神宗实录》，与翰林学士苏公子瞻游最密，赋诗无或辍。……及后一岁，鲁直丁母夫人忧，绝不作诗。服除，以修史事罢，迁黔州、戎州，蜀士流相劝就学，以诗教诸生焉。北归，寓荆渚，罢太平，寓江夏，皆逾岁。后进生慕学者益众，故诗益多。炎每省觐，辄钞所见，遂盈卷帙矣。然当是时，文学有禁，不敢出也。鲁直竟投宜州，自鄂道潭、衡、永州、靖江、宜，皆有诗。没后，尽得之亲友间。而时禁益厉，又客宦卒卒少暇日，欲稍伦类叙次之，亦未遑也。靖康丙午岁，前禁始除。建炎戊申岁，时鲁直之故人洪府连帅胡公少汲始属炎撰次，以刻板传世。撰次既契夙心，而外家所托，他人或不预闻，故不复辞。初，鲁直为叶县尉、北京教授、知太和县、监德平镇，诗文已无虑千数。《退听》所录，太和止数篇，德平十得四五，入馆之后不合者盖鲜。窃意少时所作虽或好诗传播尚多，不若入馆之后为全粹也。今断自《退听》而后，杂以他文，得一千三百四十有三首，为赋十，楚词五，诗七百，铭、赞、颂二百四十，序、记、书八十，表状文、杂著四十九，墓志碑碣四十一，题跋一百一十八，合为三十帙，分别部类，各以伦类。呜呼，亦可谓富矣。凡诗断自退听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

今按，洪炎字玉父，南昌(今属江西)人。与兄朋、弟刍、羽俱以文词名世，号“四洪”。元祐末举进士，累官著作郎，秘书少监。高宗初召为中书舍人。炎为黄庭坚之甥，曾亲承诗法于黄庭坚，故其诗风酷似其舅。黄庭坚《书倦壳轩诗后》云：“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独秀于林者也。”[16]著有《西渡集》。据洪炎此序，他从元祐时即留意收集黄庭坚的诗文著述，其间一直未有停止。但鉴于政治形势之严酷，故迟迟未敢公之于世。直至建炎二年，黄庭坚老友胡直孺（字少汲）知洪州，始嘱托洪炎主持其事。然而，洪炎主持编纂的这部三十卷本山谷集似未能流传下来。今存南宋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虽然在分类、卷帙等方面与洪炎序文完全相合，但所收篇数却有所不同。其中楚词为七首，较洪炎所言多二首；诗七百○八首(古诗三百七十四首，律诗二百五十四首，六言诗四十七首，挽词三十三首)，多八首；铭赞颂二百五十篇(铭八十篇，赞八十篇，颂九十篇)，多十篇；序书记九十八篇(序三十五篇，记二十八篇，书三十五篇)，多十八篇；表状文杂著五十五篇(表九篇，奏状三篇，杂著十五篇，文二十八篇)，多六篇；题跋二百二十二篇，多一百○四篇。只有墓志碑碣四十一篇，与洪序相符。因此可以判定，现存南宋乾道本是一个增补本。除篇目有所增加外，卷七古诗五十二首之末又附律诗三首，卷十一律诗八十一首之末又附古诗一首，均可看出其增补痕迹。

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卷一引赵伯山《中外旧事》云：“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先生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公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抵迕也。”据此，胡直孺在命洪炎纂辑黄山谷文集时，还命朱敦儒和李彤襄助此事。黄氏又言：“今所传《豫章文集》，即洪氏所次，而先生平生得意之诗，及尝手写者多在《外集》，㽦窃识之。后见晋陵尤公袤亦疑编次之未当，㽦即具以所闻对，公击节三叹。盖前辈读书精确，自具眼目如此。㽦尝考洪氏李氏旧编，洪氏则以《古风二首》为首，不及古赋楚词；而李氏所编《文集》则第一卷首载古赋楚词，第二卷方及古诗，乃以《赠别李次翁》为首，而《古风二首》反置之卷末。” 黄㽦《豫章别集跋》亦云：“盖李氏所编，多循洪氏定次旧本，故《毁璧序》所以不录，而《承天院塔记》实兆晚年之祸者，亦复逸遗。”[17]可证李彤确实在洪氏旧本的基础上重新编订过《豫章集》。据洪炎序文及黄㽦所提供的这些资料，可以初步判定洪炎主持编纂的《豫章文集》应该是以黄庭坚《古风二首上苏子瞻》为第一卷首篇，即洪炎所谓“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而本来襄助洪炎的李彤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订的本子，首卷为古赋楚词，而置《古风二首》于第二卷卷末。这个版本应该即是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因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南宋乾道本以及《四库全书》所用底本，被四库馆臣视为“犹不失宋本之遗，非外间他刻所及”的明嘉靖本均与黄㽦所言李彤编订本完全一致。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一卷正是古赋楚词，首篇为《寄老庵赋·为孙莘老作》；第二卷为古诗，首篇为《赠别李次翁》，而《古风二首上苏子瞻》则被置于第二卷卷末。所以，现存《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实际上是经过李彤改编重订的版本。而洪炎纂辑的本子，即《豫章集》的最早版本，可惜已经失传。洪炎本的真正面貌，我们可以在阅读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和黄㽦《山谷先生年谱》时，约略可窥见一二。黄㽦《年谱》和任注中经常提到所谓“洪州本”，应该就是洪炎编纂的那本《豫章集》。《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山谷内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别集注二卷》时，认为“任渊所注《内集》，卽洪炎编次之本”。

不过，仍然有一个问题颇为费解。洪炎序文说：“今断自《退听》而后，杂以他文，得一千三百四十有三首，为赋十，楚词五。”但黄㽦却说：“㽦尝考洪氏、李氏旧编，洪氏则以《古风二首》为首，不及古赋楚词。”洪炎序文中明明说“为赋十，楚词五”，又怎么会“不及古赋楚词”呢？限于史料匮乏，尚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

李彤修订的《豫章集》具体完成时间不详。李彤，字季敌，建昌（治今江西南城县）人。黄庭坚舅父李常之子，于黄庭坚为表弟。大概在修订洪炎所纂《豫章集》的同时，李彤又将洪炎废弃未收的一些诗文，包括《退听堂录》以前的诗文，《南昌集》中黄庭坚自己删除不用的四百馀首诗收集起来，编成《外集》十四卷。李彤《豫章外集跋》云：

彤曩闻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盘礴云窗，为清禅师编阅《南昌集》，仍改定旧句。彤后得此本于交游间，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诗’者，五十馀篇，彤亦尝见于它人集中，辄已删去。其称‘不用’者，安敢弃遗？今《外集》十一卷至十四卷是也。

李彤此跋见于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卷一。之所以称为《外集》，源于黄庭坚本人曾言“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18]，李彤将洪炎所编视为《内集》，而为自己所编取名《外集》。《外集》系根据灵源惟清的《南昌集》改编而成，李彤所作的工作一是删除了《南昌集》中羼入的五十馀篇他人作品，二是保留了黄庭坚本人意欲弃而不用的早年诗作，李彤将其编为第十一至十四卷。可以说，前十卷即为黄庭坚亲自删定者，后四卷则为黄庭坚本人欲剔除的作品。而《南昌集》中的部分诗作又可推测是源于黄庭坚早年自编之《焦尾》《弊帚》。所以从《焦尾》《弊帚》，至《南昌集》，再至《外集》，是一个不断采集、加工和修订的过程，其间不难看出黄庭坚几个诗文集在编纂过程中的联系，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引》云：“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而《焦尾》《弊帚》正《外集》诗文也。”[19]《外集》所收诗文主要作于未入馆以前任职河南叶县、河北大名、江西太和和山东德平时期，数量既多，文学价值也不逊色，正如黄㽦所言“山谷平生得意之诗及常手写者多在《外集》”。《外集》的成书时间不详，四库馆臣指出：“独李彤之编《外集》未著年月，然考《外集》第十四卷《送邓慎思归长沙诗》‘慎’字空格，注云‘今上御名’，是《外集》亦编于孝宗时也。”[20]所言大致不误。根据黄㽦将内、外二集相提并论来看，《外集》当与经李彤修订的《内集》合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下著录有《黄鲁直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足资证明。

对于黄庭坚这样一位在当时极有影响，作品又很丰富的作家来说，尽管已有《内集》和《外集》两种著作面世，但不可避免地仍会有部分文字散落各地，其全集的编纂必然需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历程。因此继《内集》《外集》之后，又有黄氏子孙黄㽦编纂的《别集》问世。《别集》的编纂缘由，诚如四库馆臣所谓“盖《外集》继《内集》而编，《别集》继《内》《外》两集而编”(同上)，是在《内》《外》二集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黄庭坚作品，完善黄氏文集的重要举措。

编者黄㽦，字子耕，号复斋，《宋史》卷四百二十三有传。曾从郭雍、朱熹问学，“熹深期之，而㽦亦以道自任，反复论辨，必无所疑然后止。”所著有《复斋集》。叶适《黄子耕墓志铭》：“给事中廉，曾祖也；户部尚书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坚字鲁直者，从祖也。”[21]前文尝引《山谷先生年谱》卷一“先祖尚书少蒙先生友爱，盖尝编类诗文”云云，可证山谷堂弟黄叔敖一系本就十分重视山谷诗文的收集整理，至黄㽦为山谷编纂《别集》，撰写《年谱》，就很容易理解了。关于《别集》的编纂，黄㽦《豫章别集跋》交代了其编纂的动机、过程和主要内容：

右先太史《别集》，皆今豫章前、后集未载。盖李氏所编，多循洪氏定次旧本，故《毁璧序》所以不录，而《承天院塔记》实兆晚年之祸者亦复逸遗。又曾大父《行状》虽已上之史官，未著于世。㽦不肖，窃闻先训，用是类次家所传集，博求散亡，得八百六十八首，为诗七十六，铭、赞、颂六十九，序、说、记四十二，律赋、策问五，笺注二，书、表、奏状、启二十八，杂著六十五，疏、词、文三十四，行状、墓铭、表二十四，题跋二百有三，书简三百二十，合为十九卷。凡真迹藏于士大夫家及见诸石刻者，咸疏于左。一时裒集，尚惧遗阙，嗣是有得，当附益之。淳熙壬寅二月二日旦，诸孙㽦谨识。[22]

笔者所录这篇跋语出自清乾隆三十年缉香堂刊《山谷全书》。据这篇跋语所言黄㽦所纂《别集》应当是十九卷，缉香堂本《别集》也确为十九卷。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版本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因为明弘治、嘉靖递修本《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简尺二卷词一卷》，从书名上亦可看出嘉靖刻本《别集》为二十卷本。明万历间李友梅《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别集》，承嘉靖刻本而来，亦作二十卷。光绪二年卢秉钧刊本《黄诗全集》卷首所附此跋自“得八百六十八首”以下作“得八百八十一首，为诗七十六，铭、赞、颂七十，序、说、记三十三，律赋、策问五，笺注二，书、表、奏状、启三十四，杂著六十七，疏、词、文三十四，行状、墓铭、表二十四，题跋一百九十九，书简三百三十七，合二十卷。凡真迹藏于士大夫家及见诸石刻者，咸疏于左。一时裒集，尚惧遗阙，嗣是有得，当附益之。淳熙壬寅二月旦，诸孙㽦谨识。”从卷数上与嘉靖、万历刊本相合。而源自缉香堂本的清同治冲和堂《(重订)宋黄文节公正集三十二卷卷首四卷外集二十四卷别集十九卷》以及清光绪二十年义宁州署刊本《宋黄文节公全集》则明确标明《别集》为十九卷。笔者限于学力和资料的匮乏，实无法确认到底是黄㽦本人还是他人曾经对这篇跋语进行过修订。不过，鉴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曾著录《豫章别集》二十卷，且“犹不失宋本之遗”的嘉靖本作二十卷，又树经堂刊本《山谷别集补》有谢启昆《别集补目录跋》云：“宋本《豫章黄先生别集》二十卷，黄子耕跋云：‘先太史《别集》，皆今《豫章前后集》未载。’”大致上可以判定黄㽦原本应为二十卷，乾隆缉香堂重新修订时更改为十九卷。而不是先有十九卷，后人增补为二十卷。

简言之，至黄㽦时，黄山谷文集的内、外、别三集全部编纂完毕，黄庭坚一生所作的绝大部分诗文都已搜罗殆尽，而且其中没有伪作，因此，这套文集成为后世传世的黄庭坚文集的主要本子。遗憾的是，除李彤修订过的《内集》即《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乾道本外，《外集》仅存宋刻残本六卷，《别集》则未见宋本流传下来。

这一系统的黄集版本，在明嘉靖之前，并未完全合在一起刊刻，至少没有与《简尺》《词》和《年谱》及黄庭坚之父黄庶所撰《伐檀集》合刻。首次将这些作品辑在一起予以刊刻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由叶天爵、乔迁、余载仕等递修的弘治、嘉靖本。弘治、嘉靖本的编刻在黄庭坚文集传播史上意义重大。关于这次整理刻印，明查仲道《山谷全书书后》云：

是编之全，乃吾姻亚卿来轩周公与其伯兄都宪南山公，昔宦游于朝、于浙、于蜀，博求诸荐绅士夫家，传写之群书故牍中，章积篇累，历十数载，仅全此书。珍藏以归，谋刻诸前守婺源叶君天爵，垂成，适乙丑叶以忧去。中更数守，属时多事，向未讫工。自乙丑至今，荏苒廿馀载，而版之蠹蚀将半，几为朽木矣。惟时大巡西蜀徐公按吾江右，雅重名教，荐檄州郡，拳拳于先哲文献是征。而吾守湖南乔君迁适至，欣然从事，悉心规画，遂命庠士王朝宗、查应元辈复求善本，重加校刻。越数月始克告成，而人人喜获睹全书为幸。[23]

参考徐岱所撰《黄先生全书序》、周季凤所撰《黄先生全书序》及《重刊涪翁文集跋》，大致可知，明弘治中，宁州(即今江西修水)人周季凤、周季麟兄弟在朝中为官，有感于黄山谷文集湮没不彰，遂留意于搜集抄录，终于从内阁中抄得宋蜀人所献《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尺》二卷、《年谱》三十卷，凡九十七卷。因交与宁州知州叶天爵开雕刻印，弘治十八年(1505)，叶天爵以亲丧去职，事遂中断，中经数守，未能讫工，版本残破，几为朽木。周季凤只好另抄一部，挟之以游四方。嘉靖五年(1526)，笃好山谷诗文的监察御史西蜀徐岱巡按江西，时建昌郡丞余载仕摄宁事，因嘱其继续刊刻，周季凤闻之，因又将所藏抄本交出，适新守乔迁至，主持其事，遂于嘉靖六年(1527)完成刻印。

这部弘治、嘉靖递修本《黄先生全书》，全称为《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简尺二卷词一卷伐檀集二卷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共计九十九卷。此书将当时传世的绝大多数黄庭坚作品辑在一起，予以刊布，且保存着部分宋刻讳字的缺笔，《艺风藏书记》卷六说此本“犹不失宋本之遗”，《嘉业堂藏书志》卷四说“犹不失宋本之规模”。此前山谷《别集》《简尺》，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及黄庶《伐檀集》均无单行本流传，幸赖此本而得以延续。除乾道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外，我们已基本无法见到宋元旧刻山谷集的原貌，而这个版本就成为我们所能见到的时间最早的三集合刻本。可见该本在黄山谷文集流传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此后所有的黄氏三集合刻本，尽管每次均有程度不同的修订，但追溯其最初源头，都可归集到这个本子，此足以证明其重要价值与意义。

弘治、嘉靖递修本似乎刻印量不大，流传亦不广，至万历时已经颇为难求。故宁州知州方沆当时有“因求太史之真迹，业已散之四方，譬则天球河图之珍，人间不复快睹”之叹[24]。于是邀集周季凤族孙周希令等再刻黄集。这就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文集》，但当时方沆等只刻了《正集》三十卷，而未刻《外集》和《别集》。这个版本虽然从弘治、嘉靖本递刻本而来，但与前者相比，有了较大改变，不仅书名与前者不同，而且调整了部分作品的编排次序，将词附于诗后，又“补阙删繁”，将原本《简尺》中“其文之有关系者”与当时行世之《山谷老人刀笔》中的部分书信合在一起，刻入集中。并且由于经过“校订而厘正”手续，在文字上与弘治、嘉靖本也时有不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友梅知宁州，又以弘治、嘉靖本为底本校勘刻印了《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外集》十四卷和《重刻黄文节山谷先生别集》二十卷。这个本子总计六十四卷，由于删除了原弘治、嘉靖本中的《简尺》等内容，故其价值远逊于前者。后世以万历刻本为底本进行翻刻的版本不多，仅有同样刻于万历时期的王凤翔光启堂《重刻黃文节山谷先生文集》三十卷。

令人惋惜的是，万历本也同样流传不广。所以当乾隆二十七年(1763)宋调元量移分宁，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尽读山谷文集时，所遇却是“不特古板蔑如，即故家所藏断简残编亦几珍秘，不轻示人”[25]，因而再起翻刻黄集之志。于是广求嘉靖、万历旧刻，于乾隆三十年(1765)，重刻《宋黄山谷先生全集》，这就是在后世影响深远的江右宁州缉香堂刻本。这个本子虽然是承弘治、嘉靖及万历本而来，但编刻者对其卷帙、篇目等作了大幅改动，增添其卷次为《正集》三十二卷、卷首四卷、《外集》二十四卷、《别集》十九卷，加上《伐檀集》二卷，总计八十一卷。编者在弘治、嘉靖及万历本基础上作了很多辑佚工作，《正集》不仅卷帙由原来的三十卷增加为三十二卷，而且搜集补遗，增加了原本中没有的很多作品。如卷十二辑录赋十九篇，较原本多出九篇。该本还增加了原来没有的论、传等类目，分类更加合理。另外，这个版本还收集黄㽦《山谷先生年谱》及任渊、史容、史季温的注文，将有关作品时地的考订移于诗目之下，颇便研读。此本的刻印，重新奠定了此后黄庭坚内外别三集合刻系统的基础。此系统的衍生刻本主要有清同治七年(1868)江西义宁冲和堂所刻《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和清光绪二十年(1894)义宁州署所刻《宋黄文节公全集》。黄寿英《光绪重刊黄文节公全集跋》云：“规模体制，一以缉香堂为准，惟将行世《刀笔》及墨迹、石刻，凡全书中所未收者，悉为补刊，名曰《续集》。”该本最大的特点是在缉香堂本的基础上，将行世《山谷老人刀笔》中嘉靖、万历和缉香堂本中未收的书札，以及校刻者从石刻、墨迹中辑录的部分作品辑成《续集》十卷。仅就所收作品篇目数量而论，光绪义宁州署本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刻本。该本中的《续集》确实具有重要价值。刘琳先生等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黄庭坚全集》就是在此本基础上校勘、辑佚而成。

在洪炎、李彤、黄㽦等编纂的正外别三集之外，宋孝宗乾道间坊间还编有一种《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麻沙本，五十卷，据刘仲吉宅藏本编刻。“目录卷下”末页有牌记云：

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镵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26]

所谓“求到”云云似为托辞，很可能是刘氏出于商业目的而自编。全书所收包括赋一卷、诗二十二卷、杂文二十六卷、乐章（词）一卷，又细分为一百三十门。分类琐细，体例驳杂，无论是从所收作品的数量还是校勘的水平来看，均无法与居于正宗地位的内外别三集相提并论。比如该书经常对作品标题予以简化，缩短字数，若不与三集系统的作品仔细比对，极易令人误以为该书收录了三集本中未收的作品。

限于史料匮乏，现今很难判断该书在南宋时的刻印数量和流传情况。但该书未见有后人翻刻，宋元两代诸家书目中亦未见著录。明无名氏《近古堂书目》和董其昌《玄赏斋书目》中虽著录此书，可惜未作详细说明。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中著录云：“《类编增广黄先生集》二十六卷。”然而，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失火，钱谦益所藏大量宋元精品图书和珍玩古鼎、名人字画悉为灰烬，此书当亦难逃厄运。另有一藏本曾被黄丕烈等人收藏：“书凡五十卷，中阙十三至十八卷，旧时钞补，未知出自何本，盖较绛云所藏居然完璧矣。”[27]据民国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四所记，此本后有“海源阁”印，当是其后辗转为海源阁杨氏父子收藏。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是海内孤本，且破损严重，故此书一般不易阅读。所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根据北京大学原版复制影印了“再造善本”，笔者才得以仔细观览。笔者的感觉是，以前对其价值似估计不足，历代黄集整理本均未曾参校，实属黄庭坚文集整理的一大损失。此次整理，笔者限于时间，虽未能仔细参校，但将该本所有作品与三集本作了粗略比对，发现该书至少具有两点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内外别三集系统由于源头大致相同，致使少数作品中的遗缺之处无法补正，而这部《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本却可能存有那个系统中所有版本中没有的字句，可用来弥补三集合刻本文字的缺失。其二，此本中收录有三集系统中所没有的若干作品，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很难怀疑它的真实性。对于黄庭坚作品的辑佚显然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除上述两个系统的黄庭坚文集外，在山谷文集的流传过程中，还有一个诗注系统也很重要，这就是任渊《山谷诗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和史季温所注《山谷别集诗注》。

任渊，字子渊，新津(今属四川)人。绍兴元年(1131)以文艺类试四川第一，仕至潼川宪。有《訢庵集》(别作《沂庵集》)四十卷。新津有山名天社，因以为号。所作诗注自序云：

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暇日因取二家(指山谷与陈师道)之诗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详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与广之。政和辛卯重阳日书。[28]

据此则任渊为黄、陈诗作注应在政和元年(1111)之前，而许尹为此书作序则云“绍兴乙亥冬十二月，鄱阳许尹谨叙”，是此书问世应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前后相隔四十馀年，足见注者用功之深。这部《山谷诗集注》原与《后山诗注》六卷并行，是用洪炎所纂《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中的诗集注而成，二十卷，初刻于四川，再刻于闽中。南宋绍定刊《山谷诗注》有黄垺跋云：

先太史诗编，任子渊为之集注，板行于蜀。惟闽中自坊本外未之见，岂非以平生辙迹未尝至闽故耶？垺家藏蜀刻有年，试郡延平，以锓诸梓。且《憩寂图》二诗，旧亦仅著其目，参考家集，遂成全书。[29]

这个版本在国家图书馆还存有卷四至卷五、卷十五至十七共五卷。除宋刻残本，还有元刻残本，题《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另外，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清末又传入中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所刻《山谷诗注》，即是以此本为底本。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成书于嘉定元年(1208)，十七卷。史容，字公仪，号芗室居士，蜀青衣(今属四川)人。仕至太中大夫。其作注缘起，史容自言：“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内集》诗已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兹岂山谷之意哉。……此续注之所不得已也。”[30]这部《山谷外集诗注》，是以李彤所编《外集》为底本，但只注了《外集》中收录于卷一至卷七中的那部分诗篇，而卷十一至卷十四中的诗，亦即黄山谷本人不欲编之入集的那部分作品，史容没有予以注释。据钱文子《芗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和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跋》，可知这部《外集诗注》最初也刻于四川，时间为嘉定元年(1208)。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跋》云：

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诗，脱稿之日，永嘉白石钱先生文季为之序引，锓木于眉，盖嘉定戊辰岁也。是书已行于世，其后大父悠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毁，遗稿幸存。今刻之闽宪治，庶与学者共之。[31]

据此，早年刻于蜀中的本子是以古律分体编次的，而史季温刻于闽宪治的，则是“细考山谷出处岁月”的编年体。这两种版本现在均已失传。现存分体本有元至元二十年(1285)刊本，《四部丛刊续编》即以此为底本予以影印。而按年编次的版本较多，如树经堂《黄诗全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收则都是编年本。

史季温为史容之孙，字子威，举进士，宝祐中官秘书少监。所著《山谷别集诗注》成书于何时不详。该书是取黄㽦所编《别集》中的诗作予以注释，但也有部分诗作是史季温增入的，又剔除了原有的部分诗篇，因而与黄㽦《别集》所收篇目并不完全相同。该书不分体，亦不编年，附于《外集诗注》后刊行，价值逊于前二书。现存有明刻本、朝鲜活字本等。常见者有树经堂《黄诗全集》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刻本、《四部备要》本等。

任渊、史容、史季温三个注本，在宋代时大概没有合刻本。现存最早的三家诗注合刻本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弘治年间陈沛刻本，分装23册。《四库全书》据此抄录，翁方纲校录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山谷诗注》同。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康谢氏树经堂刊《黄诗全集》，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略同，仅增加了谢启昆所辑《外集补》和《别集》补二卷。翁校本在清代影响很大，光绪年二年(1874)卢秉钧重校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都是翁校本的翻刻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宁陈三立用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翻宋绍定五年(1232)闽中刊本及朝鲜活字本《外集诗注》和《别集诗注》为底本，刻印了《山谷诗集注》共计三十九卷，迅速取代了翁校本的地位。宣统二年(1910)傅春官南昌刻本、《四部备要》本均以陈氏刻本为底本。黄宝华先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山谷诗集注》和刘尚荣先生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黄庭坚诗集注》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校印的。

黄庭坚文集的版本源流大致如上所述。在这三个系统之外，还有几种单行的黄庭坚著作也需要简单说明，这就是《山谷简尺》《豫章先生遗文》和《山谷老人刀笔》。《山谷简尺》在弘治、嘉靖刻本黄集中予以收录，此前则未见著录，前文已有说明。至于《豫章先生遗文》,黄氏后裔黄铢所作《豫章先生遗文跋》云：

铢龆龀时，先祖训之曰……凡残编断简，皆子孙所宜宝藏。但以今所传《豫章文集》考之，往往有老师宿儒口所传授者，尚多遗阙，世以为惜。顷吾持节东蜀，访诸耆耋，得之黔僰间，凡若干纸。别而为二，遂刊于梓，诗曰《遗文》，简曰《刀笔》。是时好事者争欲传诵，未暇定其舛谬，即以授工。汝辈他日当求善本以订正之，成吾志也。呜呼，言犹在耳，其忍负之!铢来宰三山，公事之馀，得与二三文士校勘朱黄，修剔旧版，上以奉承先大父之志，下以传之子孙。其有未尽，敬以俟之。故特以先训著于编末，以告来者。[32]

黄铢此序作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八月。这里有两个疑问。其一，黄铢之祖当时所编《遗文》，所收全部是诗，此本经黄铢等人修订后亦不至差别太大。而现存十二卷本《遗文》只有卷一收诗。显然，现存《遗文》并非黄铢原刻。其二，黄铢刻印这部《遗文》时，距黄㽦编刻《别集》的淳熙壬寅(宋孝宗淳熙九年，1198)已十年之久。但今本《遗文》与《别集》重出篇目达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今本《遗文》的编纂者没有见到黄㽦所纂辑的《别集》，否则不至于有如许多的重出篇目。但这部《遗文》毕竟收录了很多三集系统中没有的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常见版本有清抄本、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婺源汪大本巁崌山房本、民国11年(1922)如皋祝氏补刻巁崌山房本。

《山谷老人刀笔》二十卷，宋刻本已亡。国家图书馆藏有元刻本、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明弘治十二年(1499)张汝舟刻本、明万历七年(1579)江西布政司刻本等。元刻本《山谷老人刀笔》现在很容易看到，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的《宋集珍本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中都收有这个版本。此书所收，均为山谷历年书简、尺牍等，按年编排，颇便于知人论世。彭元瑞《山谷刀笔跋》曾评价该书说：“此书与《文集》《别集》《外集》中书简微有异同，不可偏废。其以历官编次，尤足考见当时出处之迹，与黄㽦编诗目入《年谱》同意。”[33]因此，在黄庭坚作品传播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仅是简单考察了黄山谷作品结集、刊布、流传的过程。除上述所言者外，还有部分单行本、选本没有涉及，如《山谷词》《山谷琴趣外篇》《山谷题跋》《乙酉家乘》《士大夫食时五观》《杜诗笺》《涪翁杂说》《豫章先生文萃》《黄太史精华录》《黄律卮言》《宋黄太史公集选》等，所收集的作品，都包括在三集合刻本和《刀笔》《遗文》中，不再赘言。

像黄庭坚这样在宋代及此后的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理应在上个世纪就有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符合当代学科建设的整理本出现。可惜，直至20世纪终结，这样的整理本也未见到。令人高兴的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二年，即2001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刘琳、李勇先、王蓉贵先生整理的《黄庭坚集》。这个本子在光绪义宁州署刻本《宋黄文节公全集》的基础上，又从《豫章遗文》《山谷刀笔》、书法墨迹、碑帖、石刻、方志等史料中辑出黄庭坚作品四百八十馀篇。改写了黄庭坚全集没有铅印本的历史，其筚路蓝缕之功是非常令人尊敬的。

笔者整理的这部《黄山谷集》，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山谷作品重新进行辑录、校勘、标点等整理工作，《全宋诗》《全宋文》的出版和刘琳等先生的《黄庭坚全集》都对本集的整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他们的成果为本人从事山谷作品的辑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使笔者少走很多弯路，节约了大量时间。同时，笔者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在出版社方面的建议下，打破了以往山谷全集编纂中按体裁划卷的传统，改以按年代编次，试图让山谷的生平经历与作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更便于知人论世。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尝试，以黄山谷作品数量之宏富，创作时间跨度之大，兼之史料匮乏、年代久远等原因，要想对山谷的所有作品进行精确的编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笔者才疏学浅，功力有限，虽然耗费了颇多精力，但其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所以，这样的编排只能说是一个尝试，在作品编年和校勘、辑佚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着错误。这是需要阅读此书的读者和众位方家批评指正的。

王琦珍：荟集广博 校勘精良——读郑永晓《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光明日报》2012-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