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顾颉刚研读探讨《红楼梦》的往来书信与红学史上经典著作《红楼梦辨》的成书关系密切，从初版《红楼梦辨》到改版修订的《红楼梦研究》，书中内容、观点乃至举证、论证的过程都经过了俞平伯不同程度的修订，这些学术判断已得到学界的公认。但是，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时究竟如何选取、组织这些“前期文献”撰成《红楼梦辨》的?在使用书信时又进行了哪些文字修订或观点修正?不经过细致地文本比对...
查看详情在《李孔堂制义序》中，清代学者刘青芝盛赞中州后学李海观为人“仪观甚伟，风器非常”，制义“忧世之怀，壮行之志，殷殷时露行间”。李海观多年后撰成的《歧路灯》一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一部以子弟教育为主要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亦大量描写了与科举应试、时文教育相关的情节。李海观的时文创作对于解读《歧路灯》的教育主旨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李海观文集的散佚，致使今人难以全面、深入地把...
查看详情梳理对“元诗四大家”并称的质疑，主要是四人实际创作水准与元诗最高成就不对等，或部分不对等。这些判断自有道理，且因四人诗作存世而便于考察，但回归历史语境，不论“四家”、“四大家”或“四家”并称哪种表述，与四人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本文所谓元诗“四家”，即是将文学史中作为既定概念的“元诗四大家”置于元代具体的语境中来认识，而从元诗诸家中的四家到代表元诗的“四大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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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创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命脉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对推动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有深厚的创新传统，体现出注重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的重要特点，强调文学创新要反映时代和社会要求、注重主体精神涵养，追求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习...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属于“唐宋八大家”的组成部分，他们创作的各体散文也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三苏”的文章在展现个性的基础上具有近似的风格，又包含了较多同类且具有传承性的知识内容，由此构成了“苏学”这一在宋学脉络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知识体系。在“三苏”的散文中，为数众多的史论文章是展现苏氏父子三人知识结构与学术观点的代表作品，也是后世读者感知、评价“苏学”的重要载...
《报任安书》是创作于司马迁晚年的一篇书信体散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将该篇系在武帝太始四年（前93），时司马迁五十三岁。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则系在征和二年（前99），兹采创作于太始四年说。《报任安书》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了解司马迁发愤著书和为人的第一手史料”[1]399；也是一篇文学史中的散文名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称其“志气盘桓”而“含殊采”，“抒轴乎尺素...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其承载内容包括了丰富的知识含量，既全面呈现了清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外在形态，也反映了叙述者对相关现象、问题之独到且深邃的思考。我们今天用理学来概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 1。理学的思想体系虽然经受了多种质疑和争议，但始终对士人观念和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发挥着引导作用。主流学术观念曾长期认为，《红楼梦》通过对宝黛悲...
从地域角度观察中古时代的隐逸传统，可以看到，东晋以前隐逸士人多出自关陇、青齐与河东地区，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①] 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江汉、江州、吴会地区的隐逸之士逐渐增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在新的地域和时代环境刺激下，不但继承了汉晋时期北方隐逸传统的一些特点，还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北方高士的超越，树立了新的隐逸范...
何兆瀛（1809—1890），[[2]]字通甫，号青耜，江宁（今南京）上元人。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1781-1853）长子。9岁随家入京，34岁入赀为知州，道光二十六年（1846），38岁始中举人，此后由郎署到台垣，在六部各任上辗转，58岁擢授浙江杭嘉湖道，开始外宦生涯，70岁转两广盐运使赴粤，三载期满被劾卸任，自此寓居杭州西湖至病卒。何兆瀛博涉多通，尤娴朝章国故，有戏癖与鼻烟癖，工书，诗词古文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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