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恒言》的文本生成与写定者探析 -

《醒世恒言》的文本生成与写定者探析

——以“论说标志”及“个性词句”为线索

时间：2024-10-14

作者：左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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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论说标志”融合了话本“说话”程式的文体共性与写定者的语言个性，为文本生成及写定者研究提供了内在于文本的有效证据。《醒世恒言》对部分“论说标志”的使用频率与《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存在显著差异，反而与《石点头》呈现出吻合趋势。《醒世恒言》还与《石点头》共用一批明代其他文学作品极少使用的“独特标志”与“个性词句”，这显示出《醒世恒言》至少有30篇小说是由《石点头》的作者席浪仙参与整理写定的。以“论说标志”及“个性词句”为线索的写定者研究，不仅可以检验并完善韩南对“浪仙小说”的考辨，更为探究话本小说文体演化的“文人化”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醒世恒言》论说标志个性词句席浪仙韩南

　　“三言”“二拍”是明代话本小说史上并称的经典作品，与“二拍”均题“即空观主人”不同，“三言”系列原本署名各异[ 《喻世明言》的编者为“茂苑野史”，叙者及评者均为“绿天馆主人”。《警世通言》的编、叙、评、“较”分别为“陇西君”“豫章无碍居士”“可一主人”“无碍居士”。《醒世恒言》的叙、评、“较”分别为“陇西可一居士”“可一居士”“墨浪主人”。]。研究者认为“三言”的诸多署名均为冯梦龙的化名，“三言”系列的编著权也一直归属在冯梦龙名下[ 傅承洲曾梳理学界对“三言”署名的既有研究，认为“三言”的诸多署名均为冯梦龙的化名，认同冯梦龙是“三言”的编撰者，但同时也认为“现在无法证明其中的优秀小说为冯梦龙所作。冯梦龙暂时还不能戴上一流小说家、戏剧家的桂冠”（参见傅承洲《冯梦龙文学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新近出版的《喻世明言（会校本）》，仍然认为“所谓‘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无碍居士’‘可一居士’（又作‘可一主人’）等，实际皆为冯梦龙别号”（参见潘建国《喻世明言（会校本）》“序”，冯梦龙编著，李金泉点校《喻世明言（会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上册，第7页）。]。但不可否认的是，“三言”内部存在显著的文本差异。暂且不论带有主观色彩的阅读感受，就从现存早期刻本来看，虽然都是40卷小说，《醒世恒言》共有1223叶，约是《喻世明言》839叶、《警世通言》893叶的1.4倍。换算成字数，《醒世恒言》一卷小说的平均字数，要比前二言多3640字，这已经接近前二言一卷小说的一半篇幅[ 后文的引文及相关统计，均以明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和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为准（参见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古本小说丛刊》第31、32、30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统计数据中的叶数从叙言所在叶算起，包括目录、插图在内；三本行格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故每叶按四百字计。]。如果“三言”的编、叙、评、“较”都是冯梦龙一个人，如何解释《醒世恒言》与前二言在小说篇幅上的显著差异？

　　最早对此问题作出深入考索的是美国汉学家韩南。早在1973年，韩南就出版了话本小说研究的英文专著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在该书中，韩南以“风格”（style）为核心，对“三言”及以前的话本小说进行断代分析，并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醒世恒言》至少有22篇小说是由《石点头》的作者整理写定的[ 参见韩南著，王青平、曾虹译《中国短篇小说》，台北编译馆1997年版，第95—96页。在随后的研究中，韩南进一步将《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浪仙氏”考订为席浪仙（参见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19页）。]。该观点一经刊布，随即引发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大陆地区部分学者因受术语翻译的影响及时代环境的限制，未能及时全面地了解这一学术成果，反而是在“接受错位”中对韩南的“风格”研究产生了“双重误解”。

　　与此相关的反证是，“三言”的本事、素材与冯梦龙《情史》一书高度重合。有研究者指出，《情史》与“三言”正文故事相同者有43篇，与入话相同者有3篇，其中《喻世明言》共有19篇，《警世通言》共有11篇，《醒世恒言》共有16篇[ 参见冯保善《“情教”思想的文学观照——冯梦龙“三言”思想发覆》，《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无论冯梦龙亲自写作了几篇话本小说，“三言”系列超过三分之一的本事、素材或故事，应该是由冯梦龙提供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冯梦龙将它们采入‘三言’时，又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增饰改写，因此，这部分‘三言’小说文本内部往往累积着宋元明三代的历史基因，体现了俗文学堆垛衍生的特点，难以仅据若干语词或名物制度作出简单的断代处理。”（《喻世明言（会校本）》“序”，第10页）

　　但是提供素材并不等于编创小说，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阐释，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探寻新的研究方法。由于话本小说的核心是叙事主体运用“说话”程式框架，对故事与人物进行论说。兼具议论与叙事特征的“论说性”，成为话本小说的重要属性。换言之，本事、素材或故事，只是生成话本小说的原材料。就探讨话本小说的文本生成与写定者而言，比本事、素材或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主体如何“论说”这些故事与人物。

　　从文体演化角度看，由“宋元旧篇”到“三言”“二拍”，随着文人小说家介入程度的加深，话本小说的文体渐趋成熟。文人整理写定或直接创作的话本小说，兼容了世俗性的“说话”伎艺与文人性的“论说”文章，最终将小说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的论说述求落实到了纸面上，形成“略团万余言，讲论古今”[ 罗烨《醉翁谈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的文体形态。从口耳相传到书写阅读，为了更方便地“论说”故事与人物，话本小说在发展演化中生成了一系列融合文体共性与写作个性的指示性套语，笔者称之为“论说标志”。

　　“论说标志”是话本小说内部不同文本形态之间的分隔符与连接栓。从编创角度看，话本小说内部的文本形态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叙事主体为中心，以白文散说形式存在的论说话语，叙事主体用“说话人”的口吻对小说的背景、人物、情节进行介绍、论说；一类是以小说人物为中心，细致展现人物思想活动及言语对话的人物语言；还有一类是以小说情节为中心，随情节发展引入的俗语成句、诗词曲赋等引述性文本。在缺乏分段排列及充分标点的行文方式中，上述三类文本由于自身性质各异，在彼此推进及相互转换的编创过程中，需要一系列“论说标志”进行提示、切分与连接。这些“论说标志”与小说的人物及故事无关，主要是叙事主体为了方便“论说”而自主运用，因此一般不必考虑本事、素材等前文本的影响。“论说标志”一方面沉淀了话本小说文体生成的共性特征，成为“说话”格套、语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写定者的个性表达，这就为话本小说的文本生成及写定者研究，提供了一种内在于文本的有效证据。

一从“论说标志”的使用看《醒世恒言》的特殊性

　　“论说标志”内容丰富，为方便后文论述，本文在此将“话说”“且说”“却说”这类用以铺叙故事情节、安排人物行动、调整叙事节奏的指示性套语[ 例如：话说、且说、却说、不说、再说、不题（提）、合当、话分两头、单表、此是后话、不在话下。]，称作“情节指示标志”；将“常言”“但见”“诗云”这类用以引出俗语成句、诗词曲赋的指示性套语[ 例如：常言、尝言、自古道、古语道、自古云（说）、古人说（云）、古云、古语云、古人有云、俗言、俗谚、谚云、俗云、谚语有云、俗语、俗话、这才是、这叫做（作）、说得（的）好、道得（的）好、正是、但见、有……为证、诗云、诗曰、词云、词曰、曲云、口号。]，称作“引文发起标志”；将“看官”“说话的”“在下”这类用以分析评论小说人物故事，与拟想听众进行交流的指示性套语[ 例如：看官、看官你……、列位、说话的、说话的我且问你、你道、你道为何、众人道、众人……道、在下、你想、你且想、我想、你说、后人、若是个、倘或、那里晓得、若非、有所不知。]，称作“议论评价标志”；将“原来”“大凡”“故此”这类用以阐释客观事实，补充知识背景，解释人物心理与行动逻辑的指示性套语[ 例如：原来、元来、从来、只因、大凡、大抵、谓之、岂知、如何、怎么、却是为何、有个缘故、故此、至今、相传、如何叫做、怎么叫做、乃是、后来、说起来、这便是。]，称作“阐释说明标志”。我们发现，“情节指示标志”和“引文发起标志”属于话本小说必须使用的共性化标志，有着数量丰富且含义相近的标志词汇，话本小说对具体词汇的使用，体现出文体共性下写定者自发的用词偏好。而“议论评价标志”和“阐释说明标志”属于自由使用的个性化标志，主要用以表达叙事主体的某种价值评判及情感倾向，不同小说对这两类标志的使用差异较大，体现出的是写定者自觉的个性表达。

　　“三言”系列对“情节指示标志”的使用呈现出了有趣的差异。例如“且说”一词，《喻世明言》用了71次，《警世通言》用了62次，两者相差不大，但《醒世恒言》用了219次，使用频次是前二言的3倍多。前文已述，《醒世恒言》的小说篇幅仅是前二言的1.4倍，这种超过3倍的频次差异，显然不是由小说篇幅的长短决定的。这只能说明《醒世恒言》的写定者，较前二言的写定者，更偏好使用“且说”。可资参证的是，与“且说”含义及功能大体相近的还有“却说”[ “且说”与“却说”区别仅在于“且说”有让步意义，而“却说”有转折意义（参见王烨《明清白话小说中说书套语对故事的推动作用及其形成过程——以“Ｘ说”类套语为例》，《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1期）。]，《喻世明言》用了119次，《警世通言》用了152次（其中《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用了40次），《醒世恒言》用了115次，除去《旌阳宫铁树镇妖》这一特例之后，三者几无差异。这也说明《醒世恒言》对“且说”的高频运用，并不取决于该词汇在意义层面的独特性，它指向的是写定者个人的词汇使用偏好。类似的还有“不题（提）”，《醒世恒言》用了80次，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分别用了14次及18次，这种超过4倍的频次差异，也透露出《醒世恒言》与前二言迥然不同的用词偏好。

　　“引文发起标志”中的一个大类是“俗语成句标志”，即前引脚注中的从“常言”到“这叫做（作）”。合计这类标志，《喻世明言》共用了54次，《警世通言》用了58次，平均每篇不足1.5次，《醒世恒言》却用了133次，平均每篇使用超过3.3次。这种超过2.3倍的频次差异，也显示出《醒世恒言》在整体上较前二言更偏好使用俗语成句[ 由于前文胪列的“俗语成句标志”未必穷尽，小说也存在不用任何标志直接运用俗语成句的现象。我们借助他人研究结果可以检验此处统计的有效性。据统计，《喻世明言》引用谚语119条，《警世通言》155条，《醒世恒言》则有190条（参见塔娜《“三言”谚语研究》“附录”，内蒙古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论文，第75—108页）。虽然具体统计标准、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醒世恒言》在整体上较前二言更偏好使用俗语成句”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再对比明代其他话本小说集对“俗语成句标志”的运用，《石点头》14篇用了39次，平均每篇超过2.7次，其余话本小说集平均每篇不足1次。与“三言”系列对比，只有《石点头》对“俗语成句标志”的运用频率较高，相对接近《醒世恒言》。这就说明《醒世恒言》与《石点头》在俗语成句的运用习惯上高度相似。

　　再看“有……为证”“诗云”“诗曰”“词云”“词曰”“曲云”等“诗词曲标志”，“三言”内部也呈现出了一些有趣的差异。《喻世明言》一共用了180次，《警世通言》用了76次，《醒世恒言》用了182次，平均每篇超过4.5次。在“诗词曲标志”的运用上，《醒世恒言》与《喻世明言》持平，反而是《警世通言》的使用频率较低，每篇不足2次。再看明代其他话本小说集，《石点头》14篇共用了66次，平均每篇超过4.7次，《型世言》仅用了5次，《初刻拍案惊奇》119次，《二刻拍案惊奇》110次，《西湖二集》106次，仍然只有《石点头》对“诗词曲标志”的运用频率与《醒世恒言》持平。

　　三言”系列对“议论评价标志”的运用也呈现出了显著差异。“看官”一词，《醒世恒言》用了19次，《喻世明言》为9次，《警世通言》仅5次。《醒世恒言》对“看官”的使用频次，分别是前二言的2倍多及近4倍。“列位”一词，《醒世恒言》用了60次，前二言分别为9次及16次，《醒世恒言》对“列位”的使用频次分别是前二言的6倍多及近4倍。可见《醒世恒言》的叙事主体较前二言，显示出了更为主动、更为丰富的对话交流行为。

　　叙事主体有时会与拟想听众进行交流，常见标志为“说话的”“你道为何”“你想”等。“说话的”，《醒世恒言》用了24次，前二言均为8次，差异较为明显。“说话的，我且问你”这种固定句式，仅在《醒世恒言》卷一五、卷二五、卷二八、卷三四、卷三八中出现，是《醒世恒言》独有的标志。“你道为何”，前二言均未使用，《醒世恒言》用了10次，《石点头》也用了2次。“你想”，《喻世明言》用了1次，《警世通言》用了4次，《醒世恒言》用了15次，差异较为显著。“你且想”，前二言均未使用，《醒世恒言》用了4次，再看明代其他话本小说集，只有《石点头》用了4次。

　　在“阐释说明标志”中，“原来”与“元来”的使用频率较高：《喻世明言》分别使用了118次及11次，共129次，《警世通言》使用了101次及21次，共122次。前二言的使用频次大体相同，而且都更习惯使用“原来”，较为古拙的“元来”使用较少。而《醒世恒言》使用“原来”157次，“元来”106次，共计263次，是前二言的两倍多，“元来”一词的使用频次也远超前二言。“故此”一词，多用来说明情节发展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喻世明言》只用了6次，《警世通言》用了17次，而《醒世恒言》用了142次，是前二言的23倍多及8倍多。

　　概而言之，《醒世恒言》对“且说”“不题（提）”等“情节指示标志”以及系列“俗语成句标志”的运用较前二言存在显著差异；在明代话本小说集中，唯有《石点头》在部分“引文发起标志”的运用频率上与《醒世恒言》高度接近。《醒世恒言》对一系列“议论评价标志”及“阐释说明标志”的使用频次也更高，小说由此展现出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议论姿态与阐释行为，并且涌现出一些有且只有《醒世恒言》和《石点头》共同使用的“论说标志”。以上统计分析，不但揭示了《醒世恒言》与前二言在“论说”方式上的差异性，更钩沉出《醒世恒言》与《石点头》的深层次联系。

二以“独特标志”划分《醒世恒言》的三类小说

　　为方便后文论述，本文把“三言”系列中基本只有《醒世恒言》使用的“论说标志”称作“独特标志”。韩南注意到《醒世恒言》与《石点头》共享了一批较为独特的标志词汇，他利用“乃道”“却又想（道）”“到（了）晚上”或“至晚上”“恁样”“（暗）暗道”这5组词汇，在“三言”中精准地筛选出了仅见于《醒世恒言》的22篇小说[ 分别是卷四、卷六、卷八、卷一〇、卷一五、卷一六、卷一七、卷一八、卷二〇、卷二一、卷二五、卷二六、卷二七、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卷三四、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七、卷三八、卷三九。韩南认为在《醒世恒言》的原刻本中，卷二一与卷二二顺序颠倒，故以现代版本为据，将《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列作卷二二（参见《中国短篇小说》，第18、122页）。本文据《醒世恒言》叶敬池刊本将此篇列作卷二一，同时将韩南专著中指代《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的卷二二，调整为卷二一，特此说明。]。韩南认为这22篇并不是冯梦龙的作品，而是某个佚名作者写定的，故称之为“X小说”。随即韩南又找出“总然”“纵然”“按下”这三个标志词汇，前二言对“总然”“纵然”只有极少量使用；《醒世恒言》使用这三个标志的篇目，却与上述22篇完全重合。可见这三个标志，虽然不如前一组精准，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作者“X”惯用的“独特标志”（参见《中国短篇小说》，第93—94页）。以上这两组标志却在《石点头》的绝大多数篇目中得到运用，韩南由此认为“X”就是《石点头》的作者“天然痴叟”。随后，韩南结合其他材料进一步考证出“天然痴叟”就是席浪仙（参见《中国白话小说史》，第118—119页）。

　　韩南的研究，只呈现了他依据“独特标志”进行精准筛选的结果，却没有展示具体的筛选过程。因此只要有效扩展筛选条件，增加“独特标志”的数量，筛选出的结果就可能会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想了一想”“你道为何”“如何叫做”“说话的，我且问你”“若是个”“忽地”这6个标志词汇也是《醒世恒言》的“独特标志”，其中“忽地”“若是个”在前二言中仅有极少量的运用。“三言”及《石点头》对以上14个（组）“独特标志”的使用情况详见[表1]：

　　[表1] “三言”及《石点头》对14个（组）“独特标志”的使用情况

	独特标志	《醒世恒言》	《石点头》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1	乃道	86次	14次	未使用
2	却又想（道）	25次	2次	未使用
3	到（了）晚上至晚上	8次 1次	未使用	未使用
4	（暗）暗道	22次	14次	未使用
5	恁样	65次	5次	《喻世明言》2次，《警世通言》1次
6	总然	15次	18次	《警世通言》2次
7	纵然	4次	2次	《喻世明言》1次，《警世通言》3次
8	按下	5次	3次	未使用
9	想了一想	11次	5次	未使用
10	你道为何	10次	未使用	未使用
11	如何叫做	10次	未使用	未使用
12	说话的，我且问你	5次	未使用	未使用
13	若是个	9次	未使用	《警世通言》1次
14	忽地	35次	12次	《喻世明言》1次，《警世通言》1次

　　在《醒世恒言》使用的14个（组）“独特标志”中，有9个（组）应用于《石点头》。再进一步分析，这9个（组）“独特标志”已经覆盖了《石点头》的全部篇目，这就证明《石点头》的作者与《醒世恒言》部分篇目的写定者应该存在重合关系，由此便将席浪仙与《醒世恒言》勾连起来。所以只要统计出以上“独特标志”在《醒世恒言》各篇目中的使用情况，便可以辨析出《醒世恒言》中由浪仙整理写定的小说。需要说明的是，“恁样”“总然”“纵然”“忽地”“若是个”这5个标志词汇，《醒世恒言》使用较多，但前二言亦有少量使用，我们虽然将其纳入“独特标志”，但不作为独立判断“浪仙小说”的有效标志。我们再把《醒世恒言》《石点头》使用频率较高、其他话本小说集使用频率较低的标志称作“高频标志”。为了验证统计“独特标志”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后文在统计各篇“独特标志”的同时，也统计“高频标志”的使用情况，考察两者是否吻合。列入“高频标志”的有“你想”“我想”“俗语（话）”“说得（的）好”“道得（的）好”“在下”“大凡”“众人齐”“却是为何”“也未可知”“不题（提）”“十分”“且说”等。“元来”一词，《醒世恒言》使用较多，而《石点头》并未使用，因此“元来”仅作参考标志，不作为完全有效的“高频标志”。上述“高频标志”在明代主要话本小说集中的运用情况详见[表2]：

[表2] 明代主要话本小说集对“高频标志”的运用情况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石点头	型世言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西湖二集
你想	1	4	15	2	1	0	1	0
我想	3	5	33	12	29	14	12	0
俗语（话）	0	2	15	2	2	8	6	16
说得（的）好	3	5	13	2	0	13	1	4
道得（的）好	2	1	12	4	3	4	0	5
在下	1	3	11	5	0	9	2	34
大凡	2	4	30	14	4	4	18	1
众人齐	2	3	20	6	0	7	3	1
却是为何	1	1	16	6	0	4	3	4
也未可知	4	2	14	7	3	3	5	3
不题（提）	14	18	80	11	15	36	19	2
十分	59	57	154	46	18	111	97	29
且说	71	62	219	39	4	61	77	47
元来	11	21	106	0	0	144	111	2

　　在随后针对《醒世恒言》的统计中，“独特标志”与“高频标志”都集中涌现的篇目，可认定为浪仙整理写定的“浪仙小说”；“独特标志”及“高频标志”基本缺失的篇目，暂定为“非浪仙小说”；“独特标志”零星闪现或“高频标志”数量较多的篇目，我们再综合其他证据，分析是否为席浪仙在既有文稿的基础上简单改写而成的小说。

　　（一）“浪仙小说”：“独特标志”与“高频标志”集中涌现的篇目

　　结合数据统计及文本实际，笔者将每篇至少有2个“独特标志”共出现3次，或者1个“独特标志”共出现5次作为“浪仙小说”的入选标准。据此可从《醒世恒言》中析出23篇“浪仙小说”。再分析“高频标志”的使用情况，就能发现“高频标志”也在这23篇内集中涌现，详见[表3]。

[表3] 《醒世恒言》23篇小说对“独特标志”及“高频标志”的运用情况

《醒世恒言》回目	独特标志个数	总次数	高频标志个数	总次数
卷四《灌园叟晚逢仙女》	5	14	6	18
卷六《小水湾天狐诒书》	4	12	5	10
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3	4	4	13
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6	20	6	27
卷一〇《刘小官雌雄兄弟》	3	5	6	13
卷一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7	13	8	17
卷一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4	6	6	21
卷一七《张孝基陈留认舅》	4	8	6	20
卷一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6	19	7	23
卷二〇《张廷秀逃生救父》	11	42	8	59
卷二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1	5	3	8
卷二五《独孤生归途闹梦》	8	17	8	31
卷二六《薛录事鱼服证仙》	2	3	6	13
卷二七《李玉英狱中讼冤》	8	15	12	32
卷二八《吴衙内邻舟赴约》	5	10	8	20
卷二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6	15	8	33
卷三〇《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6	26	9	32
卷三四《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5	9	9	30
卷三五《徐老仆义愤成家》	9	18	6	19
卷三六《蔡瑞虹忍辱报仇》	6	9	8	25
卷三七《杜子春三入长安》	4	10	8	14
卷三八《李道人独步云门》	8	9	9	15
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4	5	9	17

　　以上23篇“浪仙小说”与韩南筛选出的22篇高度重合，只多了一篇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该篇原本只使用了“纵然”1次，但不能作为独立判断“浪仙小说”的有效标志。加入新标志后，该篇还使用了本文增补的2个“独特标志”，其中“想了一想”用了2次，“你道为何”用了1次。另有4个“高频标志”共计用了13次，“高频标志”的使用次数在23篇小说中还是比较低的，可见卷七这篇小说“浪仙式”的行文特征并不是很明显。韩南曾说“有某种微弱的证据表明恒言7或许是X所作”（《中国短篇小说》，第108页），这种“微弱的证据”应该就是使用了1次“纵然”。我们通过新提取的“独特标志”及“高频标志”，对原本“微弱的证据”做出了新的补充。

　　卷二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仅使用了1个“独特标志”——“暗道”，但用了5次，韩南将其列入“浪仙小说”。此次统计，我们发现该篇使用了3个“高频标志”，共计8次。在23篇“浪仙小说”中，该篇对“高频标志”的使用次数最低，因此该篇小说“浪仙式”的行文特征也最不明显。

　　卷二六《薛录事鱼服证仙》只用了2个“独特标志”，其中“乃道”2次，“却又想道”1次，但该篇用了6个“高频标志”，共计13次；另外，作为参考标志的“元来”用了16次，是使用“元来”次数最高的一篇。综合看来，可确定为“浪仙小说”。此篇本事出在《续玄怪录》，浪仙应是对某个前文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整理写定，留下了相对丰富的“高频标志”。

　　卷三八《李道人独步云门》，由说唱词话《云门传》改编而成，使用8个“独特标志”，共计9次。对校《云门传》，小说对“独特标志”的9次运用均为写定者所加。另有8个“高频标志”,共用了14次，其中10次为写定者增改，仅4次“我想”为底本原有。“元来”一词使用15次，其中12次为底本所有，其余3次为写定者所加。可见浪仙确实对《云门传》做了深入且细致的整理写定[ 韩南认为从《云门传》到《李道人独步云门》，改编者完成“文学类型的转移”难度很小，因此认为“《李道人独步云门》就是这种取巧的、改头换面的结果”（参见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2页）。吴真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勘，总结出改编者“文体改换的四种加法”，并整理出改编者对《云门传》所作的近百处文字润饰微调，认为改编者出色地完成了从说唱词话到话本小说的文体改换（参见吴真《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3—108页）。。]。

　　（二）“非浪仙小说”：“独特标志”及“高频标志”基本缺失的篇目

　　在《醒世恒言》剩下的17篇小说中，自然呈现出若干独特篇目，这些篇目没有使用有效的“独特标志”，且“高频标志”的使用次数也极少。笔者将未使用有效“独特标志”且“高频标志”总数不足10个的篇目，暂定为“非浪仙小说”。如此便筛选出以下10篇小说：

　　卷五《大树坡义虎送亲》，使用2个“高频标志”，“不题”“且说”，共计2次。

　　卷九《陈多寿生死夫妻》，使用3个“高频标志”，“说得好”“不题”“十分”，共计5次。

　　卷一一《苏小妹三难新郎》，使用1个“高频标志”，“不题”1次。

　　卷一二《佛印师四调琴娘》，使用2个“高频标志”，“且说”“十分”，共计3次。

　　卷一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使用1个“高频标志”，“且说”，共计5次。

　　卷二二《吕纯阳飞剑斩黄龙》，使用2个“高频标志”，“且说”“十分”，共计6次。

　　卷二四《隋炀帝逸游召谴》，使用1个“高频标志”，“道得好”1次。

　　卷三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使用2个“高频标志”，“不题”“且说”，共计2次。

　　卷三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使用3个“高频标志”，“众人齐”“不题”“十分”，共计8次。

　　卷四〇《马当神风送滕王阁》，使用2个“高频标志”，“在下”“却是为何”，共计2次。

　　韩南认为，《醒世恒言》中卷一一、卷一三、卷一六、卷三一、卷三三等5篇为早期小说（参见《中国短篇小说》，第17—18页）。程毅中根据文献记载及语言特色，认为卷一三、卷一四、卷三一、卷三三，这4篇可划入宋元旧篇，而卷一一、卷二三可能有宋元旧篇[ 参见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目录”“存目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807页。]。将韩南与程毅中分析的篇目与上述10篇对照，我们发现，卷一一、卷一四、卷三一、卷三三当为早期小说或者宋元旧篇。写定者只是稍作文字整理并拟定回目，没有对故事情节及人物语言进行大规模的改写与重塑。

　　卷五《大树坡义虎送亲》原本使用了1个“独特标志”（“忽地”2次），卷一一《苏小妹三难新郎》也使用1个“独特标志”（“若是个”1次），卷三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使用了1个“独特标志”（“忽地”1次）。但如前所述，“忽地”“若是个”这两个标志都不能作为独立判断“浪仙小说”的有效标志。韩南认为“已经有些证据可把恒言2、恒言5与冯梦龙小说相联系，但这些证据本身说服力还不强”，“恒言5、恒言9、恒言32的来源为《情史类略》所收，这些小说大体上忠实于来源材料，保留了大量原文；因而看来也可能由冯梦龙或他的合作者所作”（《中国短篇小说》，第108页）。由于文献不足征，有效的“独特标志”也完全缺失，上述诸篇只能暂且存疑，列为“非浪仙小说”。

　　（三）“改写小说”：“独特标志”闪现、“高频标志”较多的篇目

　　至此，《醒世恒言》还剩7篇小说，这些篇目或者只有零星一两个“独特标志”闪现，或者没有使用有效“独特标志”，但“高频标志”的使用次数又高达十余次，不宜忽略。可以推论是席浪仙在既有的文稿基础上简单改写而成，因此留下了一定量的修改痕迹。

　　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使用了2个“独特标志”：“想了一想”1次，“你道为何”1次。同时用了3个“高频标志”：“却是为何”“且说”“十分”，共计5次。该篇本事出在文言小说《东轩笔录》卷一二，又是《醒世恒言》的开卷之作，应有席浪仙改写的笔墨。

　　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没有使用“独特标志”，只用了4个“高频标志”，共计6次。按统计标准应列入“非浪仙小说”。但《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使用了一个“浪仙小说”的独特句式“是说不出的话”，该句式仅见于《醒世恒言》的卷二、卷二八和《石点头》卷一〇。所以“是说不出的话”等同于“独特标志”。此卷应据前人小说敷衍而成，有浪仙改写的笔墨，只是改写得较少。

　　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用了2个“独特标志”（其中“忽地”1次，“如何叫做”7次），又用了5个“高频标志”共计13次，“浪仙小说”的特征较为明显。但因“忽地”不能作为独立判断“浪仙小说”的有效标志，而7次“如何叫做”集中出现在刘四妈对“从良”的长篇论说中。同时，该篇还使用了2个带有冯梦龙个性色彩的词汇“做好做歉”与“做张做智”。在“三言”中，“做好做歉”仅有《警世通言》卷一五及《醒世恒言》卷三使用。“做张做智”仅有《警世通言》卷一五、《醒世恒言》卷三及卷九使用。《警世通言》卷一五一般认为是冯梦龙所作[ 《警世通言》卷一五《金令史美婢酬秀童》的篇首诗词“塞翁得马非为吉，宋子双盲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漆暗，但平方寸答天公”与《平妖传》第三十一回的眉批“祸福相倚如漆暗，使一帆风者，谁肯转念”用语相似。《警世通言》卷一五所用的“咶噪”“莫道无神也有神”“机括”“成不成，吃三瓶”“与你细讲”“即溜”等表达，也是冯梦龙惯用的个性化词句。《警世通言》卷一五当为冯梦龙所作。]。由此可以推断，《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席浪仙在冯梦龙文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刘四妈劝说美娘的文字应是席浪仙的笔墨。

　　卷一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只使用1个“独特标志”，“忽地”1次；同时使用了5个“高频标志”，共计11次。《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当是席浪仙在宋元旧篇基础上简单改写而成。

　　卷一九《白玉娘忍苦成夫》，没有使用“独特标志”，但用了4个“高频标志”，共计23次，其中，“且说”就用了13次。此篇当是席浪仙根据《情史》素材或冯梦龙的既有文稿改写而成。

　　卷二三《金海陵纵欲亡身》，没有使用“独特标志”，但用了8个“高频标志”，共计16次。小说还使用了一个“浪仙小说”的独特句式“怎么就说个乱字”，这与《石点头》卷一《郭挺之榜前认子》“怎么就说到一个弃字”用法相同，亦可视为“独特标志”。卷二三白话部分笔力纵横恣肆，但后文又掺入大量质朴简略的史传文字，似为简单捏合的夹生之作。

　　卷三二《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使用1个“独特标志”，“如何叫做”1次；又用3个“高频标志”，共计7次，可见，席浪仙改写的痕迹相对浅淡。该卷本事出在《北窗志异》，小说据《情史》敷衍而成，应是席浪仙在冯梦龙既有文稿基础上改定的。

　　至此，我们将《醒世恒言》40篇小说细分为了23篇“浪仙小说”、7篇“改写小说”以及10篇“非浪仙小说”。换言之，在《醒世恒言》中由席浪仙参与整理写定的小说至少有30篇。与韩南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两者的结论高度重合，而本文又有新的推进。这一方面验证了韩南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方法及结论进行了新的补充。

三以“个性词句”检验《醒世恒言》的三类小说

　　在上文考述中，我们是以话本小说中兼具文体共性与写作个性的“论说标志”为基础，分析出写定者专用的“独特标志”以及惯用的“高频标志”，以此对《醒世恒言》的篇目做出划分。抛开“论说标志”，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检验上述划分结果的准确性呢？我们发现，除“论说标志”外，《醒世恒言》和《石点头》还共同使用了一些带有写定者浓郁个性色彩的词句，笔者称之为“个性词句”。与“论说标志”不同，“个性词句”恰是论说话语、人物语言、俗语成句的组成部分。例如《醒世恒言》卷二、卷二八与《石点头》卷一〇共同使用的“却是说不出的话”，《醒世恒言》卷二三与《石点头》卷一共同使用的“怎么就说……字”等。这些“个性词句”在明代其他话本小说集中均未使用，因此在写定者的识别上，“个性词句”基本等同于“独特标志”。

　　在文本细读中，笔者找寻到了《石点头》与《醒世恒言》共同使用的89例“个性词句”。借助“北京爱如生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历代诗文集总库以及中国俗文库，我们将这89例“个性词句”放在可检索的明代文学范围内进行考察，发现有60例属于有且仅有《醒世恒言》与《石点头》使用的专属词句；其余29例，前二言也从未使用过，只有极少数明代小说、戏曲、文集曾零星使用，详见[表4]。这就充分证明了《醒世恒言》与《石点头》拥有高度雷同的行文习惯与个性表达，《石点头》的作者席浪仙就是《醒世恒言》的主要写定者。

　　[表4] 《醒世恒言》《石点头》及明代其他作品对“个性词句”的运用情况

	个性词句	《醒世恒言》	《石点头》	明代其他作品
1	却生得	卷三九	卷一、卷二、卷三、卷一二、卷一四	《重订天书记》第三十二出《云合奇踪》第五则
2	怎么就说……字	卷二三	卷一	《西洋记》第八十七回
3	会帮衬的	卷三	卷二
4	三不知做出	卷三六	卷二
5	口中便说	卷一五、卷一五、卷一六、卷一八、卷一八、卷一八、卷三五、卷三五、卷三九	卷三、卷三、卷四、卷九、卷一二
6	你道是何等样人	卷二〇	卷三
7	愁帽儿	卷二七	卷三	《四书说约·中庸》卷二
8	少不得要他	卷三	卷四	《续西游记》第四回
9	踱将过去	卷二〇	卷四
10	回头观望	卷三九	卷四
11	口里便说	卷三八	卷四	崇祯本《金瓶梅》第五回《水浒传》卷二五
12	莫要性急	卷七、卷三五、卷三八	卷四	《东渡记》第九十回《续西游记》第一百回
13	眼见得不能勾	卷三四	卷五
14	推在袖里	卷一八	卷五
15	与你（他）干休不得	卷八、卷二〇、卷三六	卷五
16	背转身	卷八、卷八	卷五、卷一四
17	扳指头	卷一七	卷五
18	此时无可奈何	卷七	卷五
19	听说，心下想道	卷三	卷五
20	不消说起是了	卷二〇	卷五、卷一〇
21	将息身子	卷二〇、卷二七	卷五	《鸳鸯坠杂剧·冥谒》
22	怨不得别人	卷一六	卷五
23	十分正经	卷二〇	卷六
24	情愿送还	卷一八	卷六	《按辽疏稿》卷一
25	满面通红说	卷二八	卷六
26	生意微细	卷二九	卷六
27	知没相干	卷三六	卷六
28	大踏步去了	卷三五	卷六	《水浒传》卷三、卷七四
29	可知好么	卷一五、卷二七、卷二九、卷二九	卷六、卷一二
30	当做一件新闻	卷一九	卷六
31	备起衣衾棺椁	卷二七	卷六
32	是有意思的人	卷四	卷七	《艾熙亭先生文集》卷四
33	如此却怎么好	卷二〇	卷八	《上林春》
34	十分次第	卷二〇、卷三五	卷八
35	忽地想着	卷二八	卷八
36	说出来时	卷二三、卷二七	卷九、卷一二
37	暗叹道	卷二〇、卷二七、卷二八	卷九	《鼓掌绝尘》第二十六回
38	一头走一头思想	卷三七	卷九	《孙庞斗智演义》卷九
39	仔细一观	卷二〇、卷二〇、卷二八、卷三八	卷九	《潜龙马再兴七姑传》卷下
40	暗自流泪	卷二〇	卷一〇
41	铁怕落炉，人怕落×	卷二五	卷一〇
42	是说不出的话	卷二、卷二八	卷一〇
43	老大惊骇	卷一五	卷一〇	《孙庞斗智演义》卷七、卷八
44	更无疑惑	卷一七、卷二四	卷八、卷一〇、卷一〇、卷一二、卷一二	《四书湖南讲·论语湖南讲》卷三《纶扉奏草》卷二〇
45	半个字也	卷一六、卷一六	卷八、卷一〇	《陶渊明东篱赏菊》
46	却有一个缘故	卷一三	卷一〇	《东度记》卷一三
47	打伙作乐	卷二八	卷一一、卷一二
48	矜怜之念	卷三〇	卷一一
49	流水淌（灙）出来	卷二〇	卷一一
50	还未可必	卷二七	卷一一	《左忠毅公集》卷三
51	撒钹相似	卷三〇	卷一一	《水浒传》卷一三、卷四八、卷七九
52	仔细一觑	卷一五、卷三六、卷三九	卷三、卷五、卷九、卷一一
53	伸出了舌头	卷三五	卷一一
54	众人齐称	卷三六、卷三六、卷三八	卷一一
55	捉鸡骂狗	卷一、卷九	卷一二	《西楼梦传奇》卷上
56	不是别个乃是	卷六	卷一二
57	足足里	卷二九	卷一二	《山水情》第二十一回
58	一头答应	卷二六	卷一二
59	是何等样人物	卷二〇	卷一二
60	骨笃了嘴	卷四、卷二〇	卷一二
61	不消气得	卷二七	卷一二	《灵犀佩传奇》卷上《双螭璧》卷上
62	再细细商议	卷七	卷一二
63	及至审问	卷一七	卷一二
64	耳（朵）…是棉花做的	卷八	卷一二
65	你便听了	卷三〇	卷一、卷一二
66	与列位买杯酒吃	卷一六	卷一二
67	我有个道理在此	卷一八、卷二七	卷一二	《梦磊记》上、下
68	到牢（狱）中看觑丈夫	卷二〇	卷一二
69	如何经得这般	卷一五	卷一二、卷一二
70	呜呜的哭道	卷二〇	卷一二
71	已是绝望	卷三六	卷四、卷一二
72	发此议论	卷七	卷一二	《纶扉简牍》卷一
73	连称奇怪	卷六、卷三八	卷一二
74	存坐不住	卷二〇	卷一二、卷一三
75	是那几般	卷三〇	卷一二	《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
76	龙情大喜	卷一二	卷一三
77	可不扯淡	卷二〇、卷三五	卷一三
78	跳一个不止	卷二五	卷五、卷一三
79	转过一念道	卷三六	卷一三
80	细细展玩	卷二七	卷一三
81	发起喉急	卷二四、卷三八	卷一三
82	一回红一回白	卷八、卷一六、卷二〇	卷一三
83	恁般勾当	卷一六、卷二〇	卷一三	《水浒传》卷六二
84	细细陈说（了）一遍	卷二三	卷一三
85	接绍香烟	卷二〇	卷一四
86	颠（攧）唇簸嘴	卷二七、卷三五	卷一〇、卷一四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
87	存住不得	卷三五	卷一四
88	是件异事	卷二九、卷二九	卷一四、卷一四
89	诸事停当	卷一〇、卷一九	卷一二、卷一四	《上林春》《忠烈全传》第三回

　　上述89例“个性词句”已经覆盖了《醒世恒言》的30篇小说及《石点头》的全部篇目，能够较为真切地反映出席浪仙对词汇语句的使用习惯。这也证明《石点头》与《醒世恒言》的深度关联，源自于写定者的相同，而非《醒世恒言》对《石点头》的影响，抑或《石点头》的刻意模仿。我们再统计上述“个性词句”在《醒世恒言》各篇目中的运用情况，可以检验前文对《醒世恒言》三类小说的划分是否准确，以及是否出现其他证据可以深化或改变我们对相关篇目的认知。

　　在前文划定的23篇“浪仙小说”中，有19篇与《石点头》至少共用2例“个性词句”，另有3篇也各用了1例。唯独卷二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没有使用任何“个性词句”，这恰与前文所说卷二一“浪仙式”的行文特征最不明显相吻合。新划入“浪仙小说”的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与《石点头》共用了3例“个性词句”，前文考述也得到了新证据的支持。卷二〇《张廷秀逃生救父》使用“独特标志”42次，“高频标志”59次，是23篇小说中浪仙特征最为显著的一篇。在“个性词句”的统计中，《张廷秀逃生救父》与《石点头》共用了22例“个性词句”，亦是使用次数最高的一篇。可见该篇小说倾注了席浪仙的大量心血，应视作席浪仙在《醒世恒言》中的代表作。

　　《张廷秀逃生救父》还与《石点头》之《王本立天涯求父》存在文本互动。小说在开篇简述了张权祖父报充粮长、张家逐步破产、张权搬离故土等事件，写定者并没有展开讲述张家破产的具体过程。但这些内容在《王本立天涯求父》中得到细致论说。王珣报充里役后的“破家史”，既是张氏三代“破家史”在时间上的浓缩版，也是张氏“破家史”在细节上的详注版。写定者是将张廷秀故事中未及细述的内容挪移到了王珣身上。对读两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写定者在编纂相近的故事背景时，是如何处理文字详略与故事繁简的。

　　在10篇“非浪仙小说”中，卷五、卷一一、卷一四、卷二二、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三、卷四〇这8篇依然没有使用任何“个性词句”。唯有卷九《陈多寿生死夫妻》与《石点头》卷一二共用了1例“捉鸡骂狗”，卷一二《佛印师四调琴娘》与《石点头》卷一三共用了1例“龙情大喜”。而“捉鸡骂狗”在《醒世恒言》卷一中亦有运用，可见卷九对“捉鸡骂狗”的运用并非是偶然。因此卷九、卷一二这两处“个性词句”应视作席浪仙在整理小说文本时留下的编辑痕迹。

　　在7篇“改写小说”中，卷一、卷二、卷一三各与《石点头》共用了1例“个性词句”。卷一九《白玉娘忍苦成夫》与《石点头》共用了2例，分别是“当作一件新闻”与“诸事停当”。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共用了3例，分别是“会帮衬的”“少不得要他”“听说，心下想道”；卷二三《金海陵纵欲亡身》也共用了3例，除了前文提及的“怎么就说……字”外，还用了“说出来时”“细细陈说了一遍”，可见这6篇确有浪仙改写的笔墨。唯有卷三二《黄秀才徼灵玉马坠》没有使用任何一例“个性词句”。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说此篇“浪仙改写的痕迹相对浅淡”的判断。

　　综上所述，《醒世恒言》与《石点头》共用了89例前二言均未使用的“个性词句”，这些“个性词句”是写定者席浪仙独有的个性表达。分析《醒世恒言》各篇小说对“个性词句”的使用情况，不但可以有效验证前文划分三类小说的准确性，还能更细微地呈现席浪仙对小说文本的编辑过程。

四对韩南“风格标志”研究方法的“双重误解”

　　前文已述，1973年韩南出版了话本小说研究的英文专著，已经在《醒世恒言》中筛选出22篇“X小说”。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与限制，直到1986年，王青平、曾虹才将韩南专著的第一、二章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 帕特里克·韩南著，曾虹、王青平译，尹慧珉校《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作法的研究（之一）》，《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此二章主要是将明代话本小说分为以《清平山堂话本》为代表的“前期小说”和9篇“三言”小说为代表的“后期小说”，并详细列举了“前期小说”和“后期小说”各自独有的“风格标志”。译者对关键术语style criteria中style的汉译有所踌躇，最终在“风格”与“文体”中暂且选择了“风格”[ 译者指出，“风格”的原文为style，这个词过去大都译为“风格”，近来又有许多人译为“文体”。韩南是把style当作文学分析方法的一个层次来看待的，比较强调个人或某个时代的作家在遣词造句上的习惯和爱好，并认为比较各作品的style可以达到鉴定其写作年代的目的。综合考虑，该书译为“风格”（参见《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作法的研究(之一)》）。但在1997年完整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中，译者将style译作了“文体”。]。至此大陆学界才开始接触到韩南“风格标志”研究的部分内容，而误解也由此产生。

　　如今我们依据完整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回头梳理韩南对style criteria的界定：

　　白话小说体转换为对话或思想活动时紧密衔接的词语，或者对话或思想活动转回到白话小说时紧密衔接的词语。其次是白话小说体与骈体文、诗、词、对句等互相转换时紧密衔接的词语。

　　标准将选自“白话小说”体的部分文体标志，即与维持叙事过程所需的一些基本用法有关的固定语。（《中国短篇小说》，第29—30、46页）

　　由此可见韩南所说的style criteria，与笔者前文提出的“论说标志”内涵一致，其核心是对话本小说中兼具共性化与个性化的论说标志的提取。在翻译上，译作“文体”确实比“风格”更胜一筹。

　　因为术语翻译的含混以及主体内容的缺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风格”的解读存在“望文生义式”的偏差。有的将其理解为“艺术风格”，认为通过用字频率的比较来鉴别不同时代的风格，这种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是，用它来判定话本小说的写作年代，未必尽如人愿。虽然这种分析有贴近韩南语境的意图，但由于未能看到《中国短篇小说》的主体部分，仍然误解了“风格”，没有看到韩南是在统计不同时期的话本小说所独有的“文体标志”。此是第一重误解。

　　随后，尹慧珉将韩南1981年出版的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翻译为《中国白话小说史》。该书在1987年完成翻译，1989年底正式出版。尹慧珉在《译者说明》中透露，王青平、曾虹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研究：时期、作者、作法》拟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参见《中国白话小说史》，第1页）。后却因故未果。中国大陆学界因为一直未能看到《中国短篇小说》的完整内容，由此产生了“接受错位”：将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史》第六章中对“浪仙小说”的主题、形式及类型的总体分析，错当作“风格标志”研究的主体内容，再次误解了“风格标志”研究。此是第二重误解。

　　1997年7月，《中国短篇小说》的完整版终于在中国台北出版。笔者推测，由于出版社名称相对敏感，该译著一直未能顺利引进乃至带进大陆地区。多数学者仍然未能及时看到韩南《中国短篇小说》的完整内容。在“双重误解”的影响下，学界对韩南的“风格标志”研究方法及其结论长期持“可备一说”或“存而不论”的谨慎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相对谨慎。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发展史》就在“可备一说”的基础上，指出韩南“为研究‘三言’作者和创作开启了另一扇门，其视角和思路是饶有启迪的”[ 石昌渝《中国小说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449页。]，虽未展开论述，持论却较为公允。陈平原先生早年发表《中国白话小说史》书评，内中写道“对《醒世恒言》作者的考辨，都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力（参阅作者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 陈平原《说书人与叙述者——读〈中国白话小说史〉随想》，《人民日报》1997年9月27日。]，显然关注到了韩南的《中国短篇小说》。对此，陈平原先生坦言，他当初并未读到《中国短篇小说》完整的英文或中文版，只是通过两篇翻译文章大致了解了韩南该书的研究思路及理论模型，“日后读韩南《中国短篇小说》，对其透过严谨的考据，‘发掘早期白话小说史，主要的是系统地找出这些小说可靠的写作年代，同时也要弄清楚小说的作者、写作地点和如何写作的问题’，深感敬佩，并庆幸自己当初发言谨慎，没有大言欺世”[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33—135页]。

　　《中国短篇小说》英文版的“前言”写于1971年8月30日，此时韩南已经完成了该书的写作。但直到今天，韩南的《中国短篇小说》仍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虽然叹惋时代氛围对当年学术环境的影响，却不必苛责受环境限制的前人研究。所幸如今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重新阅读韩南的《中国短篇小说》，重新评判韩南提出的“文体标志”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明代话本小说的研究。

余论

　　关于新时期以来的古代小说研究，孙逊先生曾指出：“一个重要的缺憾，是新材料的发现不多，特别是那些重要的、确凿的、足以令研究者振奋并可以改变研究面貌的新材料更少，因而使研究处于某种胶着的状态。”[ 孙逊《期待突破：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思考》，《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如何在材料困境中实现有效突围，已成为小说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小说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言艺术，而通俗小说的语言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其中蕴含的诸多可能的维度，也有待研究者继续深入拓展。小说语言又与文体紧密关联，两者的有效结合，作为一种内在于小说文本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新资料不足的缺憾。

　　以“论说标志”及“个性词句”为线索的写定者研究，与当代“语言指纹理论”[ “语言指纹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的言说和写作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语言指纹体现在常用词表上，不仅表现为每个人的词表所包含的语项不相一致，还表现为每个人对不同语项有着特殊的偏好（参见周睿、马清华《〈醒世姻缘传〉作者归属的应用计量风格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4期）。]有相通之处。本文对话本小说集“独特标志”与“个性词句”的探寻，其实就相当于在采集写定者的“语言指纹”。但“语言指纹”理论更适用于作者独立创作且风格相对稳定的作家文学[ 陈汝嫣利用“语言指纹”研究作家文学，曾对周氏兄弟“随感录”的归属问题做出具体的判断（参见陈汝嫣《周氏兄弟“随感录”归属考证——兼论鲁迅与周作人早期杂感“语言指纹”（1918—1927）》，《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6期）。]。如果未能充分考虑通俗小说较为独特的文化背景、文体特征以及相对复杂的生成过程，没有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就算捕捉到了可以描述出来的“语言指纹”，也无法确认“语言指纹”的具体归属。由此看来《醒世恒言》是幸运的，它作为“三言”系列的最后一部，与前二言的分析对比，可以确保差异的有效性，与《石点头》的同频共振，又为确认《醒世恒言》的写定者提供了可靠的归属。

　　研究者在探讨话本小说文体演化的“文人化”时指出：“‘文人化’既涉及文人叙事传统对于口头文学、俗文学叙事传统之超拔、改造，也涉及凸显文人主体意识与文本商业传播、读者接受之关系，还涉及文人主体意识的个性化、丰富性与小说文体‘文人化’书写的多样性等。”[ 王庆华《话本小说研究的三个视域：文献形成、文体文人化、综合融通研究》，《文学遗产》2022年第5期。]本文对《醒世恒言》文本生成及写定者的辨析，不仅为我们理解文人叙述传统如何改造口头文学、俗文学叙事传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还为探讨小说文体“文人化”书写的多样性提供了大量的鲜活案例。借由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醒世恒言》相关篇目的理解，丰富对写定者席浪仙的感知，进而更新对“三言”创编过程的认识。如果把“三言”系列理解成一个由冯梦龙主导的整理、编创话本小说集的集体项目，那么冯梦龙的好友席浪仙无疑是《醒世恒言》这一“子课题”的主要执笔人。

　　笔者深知，就古代小说实证性研究而言，以“论说标志”及“个性词句”为线索的写定者探析，仍然只是一种文本内证，在学理上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笔者也期待学界能够发现新的研究资料，可以检验或完善本文的相关论述。

（注释略）

　　（附记：在查询资料过程中，笔者先后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许鑫辉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胡光明老师、台湾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王见川老师的鼎力相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左怡兵，博士后。发表过论文《〈晋春秋传奇〉的版本与作者探考——兼论周大榜及其剧作的戏曲史意义》等。

　　原载：《文学遗产》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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